“五四”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似乎是一道新与旧的分水岭，在对妇女问题的阐释上也是如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甚至包括一部分专业研究者），中国的妇女问题似乎只是在“五四”时期伴随着大规模的个性解放运动而被较为全面和彻底地提出与解决，“五四”运动以前的女权启蒙或者说妇女争取解放的努力都是一些零星的积累。
但是，就我所知，中国妇女与现代化问题的被提出并不在“五四”，它的开端起始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当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时，便被作为一个拯救民族国家的方案而提上了议事日程。从现在所能见到的文献来看，1840年以后参与讨论中国妇女问题的不仅有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更有众多心系国家存亡的思想启蒙家，郑观应、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康有为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出于他们各自的立场阐释过解决中国妇女问题的可能性。
确实，“五四”也提出了妇女问题，但它是在西方传教士、梁启超等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家们以及一部分被启蒙后的女性所作的众多努力的基础上再次提出的。以“五四”开创国立大学招收女生的局面（即国立大学开放女禁）为例，它是有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开办女塾、中国男性启蒙家积极倡办女学、教会大学在1905年开始招收女生、少数知识女性远涉重洋出国留学等等这样一些先在的女权启蒙的积累和基础上的“创举”。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取向也并不是在“五四”时期才受到全面而彻底的怀疑和挑战的。早在二十世纪初，由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的输入、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引进，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就受到了系统的否定和批判，例如，早在1903年金一曾写过一本全面宣扬妇女解放的小册子《女界钟》，其中不仅强调中国女性与富国强民的关系，尤以提倡“女界革命”而引人注目，影响深远：“十八、十九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金一在热切呼唤恢复女子权利的同时，还猛烈抨击了从六经三史、诸子百家到名臣烈女所建树的奴化女性的伦理纲常，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专门谈论妇女问题的著作。另外，1907年刘师培与何震创办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期刊《天义报》，曾就儒家文化对妇女的种种限制和压迫发表过大量的激进文字。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线性或单向的，它充满了迂回曲折。中国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因为晚清知识分子的激烈反传统而顺畅，中国的妇女问题也并不因为有了《女界钟》便迎刃而解。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政府大兴尊孔读经、褒扬贞节，“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发轫于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鲁迅《我之节烈观》、胡适《贞操问题》及周作人翻译的与谢野晶子《贞操论》都是这一文化背景下反礼教、为妇女争自由的檄文。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部分，是整个近代中国反传统的一个历史环节和一种延续。
但是，“五四”确实又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和突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尤其是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知识界迅速形成了向往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力量。在那个各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的年代，它并不特别，然而，以它在后来几十年间对中国整个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而论，却可以说是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输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以阶级斗争的学说或概念阐释妇女问题，初步形成了他们对解决中国妇女问题设想的框架。这一设想的基本思路就是：西方女权运动是中产阶级妇女发起和参加的社会运动，它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妇女的利益，因此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应该将女权运动移到“第四阶级”妇女方面来。李大钊早在1919年对此就有很明确的阐述：“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这种以阶级的差异替代或遮盖性别问题的思路很可能直接来自于西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阐释。1904年，保尔·法拉格出版的《妇女问题》一书中论述的两性对抗问题与这一思路颇为接近，法拉格认为不存在互相斗争的两性，只存在由于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反抗资产阶级的劳动者。工人阶级的妇女和男人的命运是一样的，因此她们的问题也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才能得到解决。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呼吁所有的妇女“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号召劳工妇女应“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因为“男女工人间有了争执，必为资本家所乘，结局都是不利。男女工人间有了结合，定能于阶级战争添一层力量”——他们将阶级利益视为最高原则，恰如早期女权启蒙将民族国家视作唯一真实存在一样。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们又认为“中流阶级底妇女应该辅助劳工妇女底运动”，这实际上是号召知识妇女与工农相结合理论的一个胚胎。
可以说，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传播，“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一种转折——将对民族国家过于深切专注的关切转向了对于底层人民大众的关切，而在女权启蒙方面，则更多地关注于阶级而非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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